“曾经有一大堆板蓝根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广州市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给我多一次机会，我会讲三个字：‘我要晒！（广州话：我全部都要了）’”《大话西游》的台词被改编为“广州集体恐慌版”。这是由一个手机短信提供商发布的批量短信息，有给亲人的，有给上班族的，有给情人节的。

　　在新的传播手段网络和短信息的参与下，谣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并不只是传播不可确定的信息——世界上两个最早系统地研究谣言的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此时此刻在广州的一些谣言却似乎是在传递某种心领神会的愉悦。

　　不少传播者都在明知所获信息为谣言的前提下，依然往下一级传谣，或者添上一笔，令其更加夸张搞笑。有研究者说，“网络谣言”是一种“Forward文化”（Forward的意思是“转寄”），传谣者只需轻轻按下“Forward”键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传千传百，不必担心转述所经常发生的内容差异。在传播的过程中，获得“另类意见领袖”的快感。当然，这些仅限于年轻人。

　　至此你或许会明白到，在这些人身上，恐慌也许只是一次宣泄。虽然他们在家长的引导下都服用了预防药。2月11日在广州街头，我们发现戴口罩的人中除去职业需要的，主要有两类，中年妇女和青少年。恰是社会的两极，一静和一动，或者说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后现代”。

　　而在社会变革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单位”在此次集体恐慌中也产生影响。

　　一个采访对象就对我们说，导致她恐慌的原因，是听到有的单位在派发板蓝根，每个人只能领5小包。而她自己是没有单位的人，没有人理睬她……我们在对周围人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了解到表示恐慌的人当中，不少是体制之外的市民，他们没有单位，没有保障，没有权威的信息来源，因此表现出了更大的恐慌。在恐慌之下，前面所提到的采访对象甚至想到要为自己重新找个单位。

　　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属于这样的人群占有很大的比例。据报载，天河一家IT公司，规定全体员工都戴上口罩上班。他们的恐慌自然来源于对未来的担忧。在采访一个公共汽车站时我们也听到有员工抱怨承包公司和国有公司在预防不明病毒方面有着不同的待遇，国有的员工都有药派发，招聘的员工则没有药。

　　对此我们并不是想深究责任与危害的问题，只是感觉到，由于计划体制下的思维习惯，在信息发布时导致了不对称。有些人只能依靠人际传播，并且不能对媒体的信息完全信任，在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下，才产生恐慌。而其中对于病毒的恐慌倒不是最重要的。据了解在美国的“炭疽恐慌”时，政府给所有的市民都派发了相关物品和信息宣传。与之相比，我们仍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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