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来演去都是那些角色，什么艳女，什么按摩女郎……”祝霏对我抱怨说：“每每跟导演讲想换个型接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人人都会说我没有演过别的角色，没有经验。奇怪。你不给我演我又哪里来的经验。更何况这些艳女之类的角色我又何尝有过经验。我们这种人是讨饭的，别人给什么就吃什么吧。如果连这些戏都不接，就根本没有曝光率了。”

　　“象我这样演这些小角色的还好一点，谁也不认识我们，最多只不过是看上去有点眼熟罢了。但那些半红不黑的，或是红过了气的，才真是惨透了，又没有多少钱，又得维持个排场，又不是大红大紫，但又拼了命的想出头，处处得伺候着别人，处处看着别人脸色。简直就象以前后宫争宠，对导演和大头目，无一不想尽办法笼络，变着方儿巴结。演艺圈这里头强调的是非实力的东西。”

　　“有时我在电视台里面走来走去，感觉电视台就好象以前的皇宫，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美丽的女人，看上去有点眼熟又不是太眼熟，也有老一点的美丽的女人，带着点矜持带着点幽怨，走来走去，也有一些年轻而美丽的女人，带着些浮躁带着些嚣张，来来往往。而错综复杂的建筑，冷冰冰的，人走在里面象走在水底一样，四周则悬浮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女人，一样的不甘心的哀怨，一样的拼不出头的浮躁……”

　　“而且我拍一场戏报酬少得惊人，就说了我们这种人是要饭的，连拿的片酬都是打发要饭的的数目。片酬少我不介意。但整个电视台都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有一次我接到通知，让我一点钟去化妆室化妆，服装部换衣服，两点钟出发，出外景。我一点钟准时到达，一点半就换好了衣服化好了妆。你猜我一直等到几点？”

　　“两点半？”

　　“哼，我一直等到他妈的六点半。等足了五个小时。而且化妆间里的人说不可以在化妆间里等，我只有坐在外面。你知道新加坡下午的太阳有多大，天气有多热。化妆部，服装部的人根本不把我们这种苦命的小角色当人，因此那些有冷气的化妆间，服装间只供那些大牌在里头喧哗嬉戏。我打了几个电话给那个助导，次次都说车马上来接我。我从一点半等到六点半，等得妆都花了，头都大了。而且我事先没想到会等那么长时间，压根没准备，只有呆坐着，连本书都没带。后来七点钟一到片场便被拉去开拍，导播把摄像机对准我扫了一下，大声说，小姐你是不是吃猪油吃多了，脸上怎么全是油。靠！我吃他妈吃多了。”

　　“拍了几个月的戏，看了几十本书，老舍，鲁迅……有一次在拍戏等待的空档，看到一本书中的一句：众相皆虚妄，无相也虚妄。看得呆了，抬起头来看摄影棚里那些瘦得象鬼一样的女演员和脸上涂着浓妆的男演员，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那里了。”

　　“拍戏的时候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些特约演员，比那些当路人甲乙丙丁或是扮死尸的还要惨。那些路人甲乙丙丁不会被导演骂，他们只是要走来走去或是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他们来，只是为了赚那一份钱。特约演员不一样，露头露脸，又是化妆，又是做造型又是换一件一件的衣服。一个镜头拍不好，导演因为主角不合作或和编剧等人发生了龌龊，没法骂他们就骂你来出气，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一个镜头或是一个动作让你拍十几次还是少的。”

　　“我就试过一个跌倒的动作拍了三十多次，跌了三十多次。那天那个导演刚刚和主角大吵了一架，结果正好我倒霉轮到我拍接下来的一个镜头。导演在那边不停的骂我，“你以为你自己真的演得好吗？要不是我叫你进来演，你怎么会有今天。”而旁边有将近一百个演帮会弟兄的临时演员看着我当替罪羊，在那边跌完了又跌，跌完了又跌。”

　　“而且娱乐圈跟红顶白，见高拜见低踩的情形尤为明显。实际上哪里都有，也许这个圈圈一切都暴露在镁光灯下，所以才更为明显。导演一骂你，灯光师，收音师，助理，助导，导播，摄影师全部都开始狂踩你。有时导演骂完了之后，后面往往会被这些人加上一大串的助词和感叹词。而有时导演一声令下，指导你怎么拍怎么演，立即这些灯光师，收音师甚至连举麦克风反光板的都七嘴八舌的教你应该怎么样理解导演说的话。”

　　“不过镜头上你看上去倒也春风得意象模象样。”我说。

　　“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假领。”祝霏说：“我们父母那一代用的，是一个雪白浆挺的男式衬衫领子或是粉红粉蓝色的小圆女式衬衫领子，旁边还缀着花边。那只是一个领子。系在脖子上放在低领毛衣里面，从外面看让人以为里面穿了一件美丽的衬衫。多可笑的东西。现在我就穿了这么一件假领子。

　　“男人呢？有没有比较好的男人？”我问。

　　“男人！哈哈……”祝霏笑了起来，“那些男人都吃减肥药的，为了保持身材。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吃减肥药。她们要的不是瘦，她们要的是骷髅。

　　你知道一般上了镜头拍出来会比实际上胖，你在屏幕上看已经够瘦了，到身边简直吓得死人。有时觉得那些女人象光长着一张脸的细手细脚的蜘蛛精，看久了会十分恐怖。而减肥药总是会有副作用，于是有艺人吃出了肝脏衰竭，差点丢了命。

　　而那些男人虽不致瘦得那么恐怖，但他们每个人走起路来腰肢款摆，脸上擦着粉涂了口红……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怎么样？

　　有一次我和一个红了很久的男星拍戏，我站在他身后连他脑后稀疏头发露出白白的头皮都看见了。还有的深情款款说台词什么山盟海誓啦，浓情蜜意啦，一个念错，马上脏话便脱口而出。

　　都是这样的男人，泡什么？你呢？公司里面？”

　　我苦笑着摇头，想起那些化着妆上班的男人，身上香水味熏得死人，讲电话讲三个小时只听见细细嗦嗦的声音……

　　真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不管怎么恐怖，我每天早上起来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去那冰冷的不见天日的建筑里进行着没脸没皮没完没了的人事斗争。

　　祝霏也照样开着她的小红跑车，戴副墨镜往返于电视台，住所，外景处之间。

　　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聚会，在一大队浓妆艳抹嬉皮笑脸的人当中，祝霏显得格格不入。

　　我劝她辞掉这份工作，“你要的是表演艺术，不是这种装疯卖傻的喜剧或是千篇一律的肥皂剧。不如退出算了。何必呢？又没钱又学不到东西积累不到经验。”

　　我苦口婆心的劝她：“你是想红起来是吗？你应该知道那些红起来了的背后有多少故事。为什么演艺圈红了的都往豪门里面嫁，怎么不见大门大户家的小姐闯荡演艺圈去？为什么人家谢霆峰一家死活也不愿意让他妹妹进演艺圈？好，就算是你有可能红，有些东西你付得出吗？受得了那些镁光灯背后的事情吗？你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你连装疯卖傻都受不了，你根本不是那一圈的人，退出来算啦。”

　　祝霏坚持：“不见得那些从事表演艺术的人都是媚俗的装孙子的吧？也总还是有一些好作品好演员吧？我就是想从事那样的演艺生活。”

　　我苦笑了一下，进了公司几个月之后我果然经验值大涨了，现在轮到祝霏看问题看不清楚了。我认认真真的对她说：“可是你现在这个圈圈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氛围了吗？你觉得你在这个圈圈里呆下去会达到你所要的境界，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艺术生活吗？”

　　祝霏不说话了，虽然她承认了我说的有理，但是她下不了决定，进了这种生活快一年了，她已经多多少少有些习惯了。

　　我又何尝不是习惯了我现在的生活。

　　商场如战场，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事事都是利字当头。

　　简告诉我说伯尼思想将我挤走，好由他来做我这个位置，已经背着我闹到老板面前去。

　　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不是不吃惊的，虽然我已经习惯了被人背后插刀子，但这次这把刀子来自曾经和我并肩做战的亲密战友，滋味不太好受。

　　但我很快平复下来，一把撕了我桌壁上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个屁退个屁，我用Word打了三个又粗又黑的大字“打打打”然后高高悬挂在我的电脑上面。

　　我在肯尼面前和伯尼思对质，破口大骂。

　　我不再顾忌薇妮，她嗓门大，我比她嗓门更大。她泼妇，我比她更泼妇。

　　薇妮一开始不习惯我的转变，尝试着和我吵了几次，结果嗓门不如我大，言语不如我激烈。

　　现在我们这一层楼里最擅长泼妇骂街的人已经不是她了，是我。

　　碧琳达在Email里阴着刻毒这一招，我也已经玩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我甚至在和同部门的人吃午餐的时候将她拿出来做笑料，“她身上的狐臭我还没进公司就闻到了，不知道在她附近的其他销售部的人怎么忍受的了，也许他们就是给她熏疯了。”

　　“难怪她只喜欢通过Email和我们文案部打架，因为只有发Email的时候她才可以夹着两只手臂以减少她所发出的狐臭味。”

　　“她那长了一颗硕大无比的黑痣的尖酸脸好象憎恶着全世界的男人似的，不知道她在床上是不是也是这德行。哈哈……”

　　至于芙琳的无中生有我已经金钟罩体百毒不侵了，况且，无中生有也不是什么难学的事。

　　我每天工作的时间被无限制的延长。在上下班的地铁上都想着公司里的人和事。

　　我时常失眠，晚上也翻来覆去的想着怎么样对付那些人和事。

　　我的世界变得狭小无比。就只局限于那公司中的几个部门。这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我的青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溜走了，黑灰的套装，高跟鞋，让我觉得自己无比的苍老和呆滞。

　　长期不见阳光使我的脸日益苍白。

　　而我终日对着电脑打文件或Email，眯着眼睛寻找最恰当的语句，鱼尾纹也渐渐爬上了我的眼角。

　　而我在这个公司还不到一年。我才二十四岁。

　　我去意已生，但是下不了决定，现在这公司里不知道多少人巴不得我赶快辞职。

　　我不甘心让敌人快活，于是继续将自己绑死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绑死在那些人与事中间。

　　因为业务的关系，我结识了一位姓梁的台湾来的副教授，我们曾经通过几次电话，互相发过几次邮件。

　　在一次商务聚会上，我被介绍给他，正式见了面。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梁锦容。

　　“我这一代都是锦字辈的。”他笑着说，带着台湾男人特有的腔调。

　　见过面，电话里再联络起来便热络了很多，Email也渐渐发得多起来了，公事讲完了还随便讲点别的，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啦，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啦，新加坡没有春秋冬季真是遗憾啦……

　　发展到后来几乎一天几封Email。

　　我有时也会向他讲一些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用中文写Email的感觉让我很痛快，台湾人比新加坡人让我感觉更亲切，他们和中国一样有着浓郁的中文文化氛围。

　　再发展到后来，他时而开车来接我下班，偶尔两个人在一起吃顿晚饭。

　　梁锦容是那种一手打造了自己的世界，然后在里面呼风唤雨的男人。

　　国立大学副教授的头衔，月薪可观，处处见的都是笑脸，处处都受人尊重。

　　有能力的男人总是很谦虚，他和我在一起时规规矩矩，吃饭就是吃饭，开车就是开车，总是慢声细气的讲着台湾腔的国语，帮我开车门开餐厅门拉座位拿披肩。

　　但在公事上，在他自己打造的世界里，他则称王称霸，如鱼得水。

　　有一种男人会令人觉得亲切，刚认识便可以牵手拥抱甚至亲吻上床。

　　但梁锦容肯定不是这种人，我对他没有激情。

　　他象公司里办公桌上摆着的小小塑料盒里栽养的植物，烦闷的时候看一看倒也赏心悦目。

　　我们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就维持着下班吃饭，周末逛街的关系。

　　我对他讲我在武汉时的种种好玩的事情。他则对我说台湾也有热干面和豆皮，是以前那些老兵把手艺带过去的。

　　有时我们会在餐厅里坐到很晚，他轻轻用小勺搅着咖啡杯，叮叮作响，讲着他在英国留学时的天气何等的糟糕和作学生时经济上的艰难。小时候在台南老家里满山遍野疯跑的情形。

　　有一个周末，我们在餐厅里坐了很久。

　　差不多快要到凌晨一点了，我的肚子又饿了。他笑了笑，叫服务生拿菜单来。

　　我浏览着，他指着其中的一道说：“这道味道不错，以前在英国攒很久的钱，下馆子吃顿好的，甜点总是这个。”

　　我点了这道。服务生端上来的时候我不禁“啊”了一声，如画一般的绿茶蛋糕，顶着蓝莓，欠着樱桃片，缀着柠檬……上面还撒了一层糖霜，看上去象一副美丽的雪景。

　　我看着他，笑着说：“还真漂亮呢！”

　　他忽然激动起来，一下子用手盖住我的手，紧紧的握了握。我愣了愣。

　　他很快又把手抽了回去，伸起来叫了服务生，“再加一杯咖啡。”

　　但我的生活并不因为梁锦容的出现而有任何的改变。

　　祝霏终于从演艺圈里退了出来，最终却是因为一双丝袜。

　　“就是那种日本女人在拍A片的时候常穿的上面有洞的连裤丝袜。那天有一场戏是我在赌场里面摇骰子，你知道，赌场里摇骰子的穿成什么样，自然是短裙加吊带背心。这也就算了，我去服装部取衣服的时候，服装部的那个人给了我一条满是洞洞的黑丝袜，当时我只是心里说了一句，好家伙，和A片女郎穿的那种丝袜差不多嘛。但是我也没多想，因为当时我脚上穿着球鞋，我想等一下反正还要换高跟鞋，算了，就等一下一起换吧。于是我拿了丝袜就准备去化妆间化妆。那服装部的一个老太太却坚持让我当场就换上。我想换就换吧，就在我拿着丝袜向换衣间走的时候，那老太太在我背后对旁边的人大声说，‘哼，一个小破角色。我叫她换她就得给我换。’”

　　“我立马收回正在迈向换衣间的脚，回头看着她说‘如果我不换呢？’那老太太没想到我会这样说，一下子火起来了，‘你换不换，你助导是谁？就不怕我告诉你的助导，让你拍不成？’我笑了起来，打了个电话让那部戏当天的助导过来服装部，助导来了之后我说，‘他妈的，我是来拍电视剧，又不是来做鸡。连个服装部的分发服装的都这样看不起我们这种小角色。正经做鸡做鸭的来了你们倒捧得跟老子娘一样。他妈的老子不拍了，你们爱找谁拍找谁拍去吧。”祝霏回想起当时的风光，笑了起来：“当时那助导慌了神，一时半回儿他哪里可能找得到人，于是赶快上来说好话，哼，你别看他那时又把我当爹似的，其实如果我当时拍完了那戏，你看吧，那助导用不着我了，立刻就会翻脸不认人了。”

　　祝霏不干了，但我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很长时间我都挣扎在是否还要干下去的矛盾中。

　　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溶入了公司之中了。

　　我已经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变下去。过个五年八年，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五年八年之后，如果我还在这间公司里，应该会坐到芙琳那个位置，成为资深执行人员。可那是我想要的吗？

　　就算是升到肯尼那个位置又怎么样？终日劈里啪啦用Email和别人干仗，受了气便抱着电话讲三个小时。

　　而且每每他在讲这种凄怨电话时，脸上红扑扑的顶着妆，还一边用眼睛机警的扫向每一个经过他的人，一边发出细细嗦嗦的声音。

　　有时看着肯尼我在心里问自己，我就是要变成他们这样吗？

　　在这个公司继续做下去前途已定了，看不到希望。

　　芙琳，肯尼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我反复问自己，也许，总有一天，会发生一件象祝霏那样的事情，提供给我一个导火索。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

　　肯尼最近被文案部和销售部拼命欺负，据说事情已经闹到一些公司里的VP那里去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部门里面的斗争也日益严重。大家都有感觉可能肯尼会再次发生调动，一朝天子一朝臣，以经理助理最为紧张，接下来到我们这三个中层管理以及下面的员工。大家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肯尼又是算命又是请风水先生看自己办公室里的摆设，忙得不亦乐乎。

　　他甚至还买了一个大大的水晶球。我们那段时间只看见他每天在他的小隔间里团团转，想找一个风水最佳的位置把那水晶球供奉起来。

　　这个上了哈佛，操地道美国口音，穿Armani西装用IBM笔记本的肯尼为了一个水晶球忙足了整整三天。

　　有时我进去向他汇报情况或我们开会时他会象抚摸自己的心一样上下抚摸他的球，还时不时看着它微笑一下，然后打断我们的话说：“信不信，光摸着它我心情就很好。”

　　部门里背后插刀的事情空前的多起来了。

　　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卖过香水的艾伦一如既往采用他以前卖香水时的招数，将几个已婚的未婚的女同事弄得晕晕乎乎到处为他探听消息。

　　伯尼思和我已经誓不两立，简夹在中间忽左忽右，她看的只是当时可以利用谁。

　　瑟琳娜的黄色段子现在帮不上她什么忙了，于是她尽力笼络老板，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当着我们的面手滑过肯尼的乳房或是什么什么部位，以示她和肯尼之间的亲密。

　　但对于肯尼的性取向，几乎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她现在最大的敌人已经由简换成了艾伦。

　　芙琳的笑声更尖锐了，时常可见她挤着一身肥肉，艰难的窝着她那满是油水的大肚子，蹲在谁谁谁旁边小声的讲着话，并瞪大她机警的小眼睛警惕的东看西看。

　　部门里面越来越多人象这样讲是非，挑拨离间或是商议对策，处处可以看得到某两个人或蹲或站的凑在一起，低声的细细嗦嗦的讲着话，然后在其他人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便迅速而大声的说，“烤香蕉味的饼干其实很容易”或者是“昨天我在街上看见你了你看见我了吗”之类的话。

　　一边说一边用眼睛机警的望着你，互相使着眼色。因为凑在一起太容易招人眼目，于是有些人就干脆有样学样，学肯尼悄声讲电话的本领。

　　部门里面在最繁忙的时候听见的不是电脑键盘的劈里啪啦声，而是人将声音压得极低，憋着嗓子说话时的哧哧声。

　　这声音在我们部门的领域里流来流去。整天如此。

　　有时我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做着这一切。感觉是十分好笑的。

　　祝霏和我都错了。我们最开始以为我进了这个公司会积累很多的经验值，迅速成长起来。

　　而我现在却发现，我非但没有提升等级反而退回到了幼稚园了，玩着低级的小心眼，拙劣的把戏，为着一些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而互相诋毁，打斗个不停。

　　我没有迅速长大，我迅速衰老了。

　　成了一个衰老的小孩。

　　一天我们部门开会，因为过了六点，空调停了，空气流通更差了。

　　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大家低声讨论着如何在星期五与文案部及销售部的大会上打击他们，并同时研究一旦被他们打击我们应该如何反抗。

　　不通风的大厦里空调一停空气就燥热起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有一种透不过来气的感觉。

　　因为销售部那边还有人没有走，所以房间里的人又不得不压低声音。

　　大家一面对外抗敌一面又进行着内部派系的斗争。每个人说每一句话都顾着要在老板面前表现自己同时又要打压自己的对手。

　　我有一阵子实在是觉得憋气，带着浓厚香水味和各式各样热带特有的体味的空气仿佛变成了某种黏稠的东西。

　　我真的有点喘不过来气。于是我暂时停了讲话，用手轻轻搅动着我面前的空气。

　　我漫不经心的瞟看着四周的人，每个人的眼珠子都灵活而机警的转着，每个人的脸都可笑的红着，而且还有点变形。仿佛每个人都被人在脸上狠狠扇了几个耳光。

　　小小的燥热的房间里一片细细嗦嗦的声音。

　　我定了定神看了看，真的每个人的脸都象是被打肿了似的。

　　我无声的笑了起来。

　　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想起进了这公司一年里的种种。

　　每个人都在Email上打仗。每个人都插别人然后被别人插。

　　这公司象一只盛满虫子的大蛊，所有的虫子都在里面爬动，对咬。

　　我笑得更加厉害了。每个人的脸都如此丑恶，红红的，肿胀着，连指印似乎都清晰可见。

　　大家不就是这样你打我耳光我打你耳光的度日吗？

　　我瞥见身旁一台已经关机了的电脑，黑黑的屏幕映出我的脸来，怪异的肿胀着……

　　我站起身来，离开了会议室，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打开电脑，敲了一封简短的信：“我许念，于今日辞职。”

　　打印出来以后，我签了名然后找了个信封把它装起来，放在肯尼的桌上。

　　收拾了东西，我离开了公司，坐地铁回家。

　　地铁在地下飞快的行驶。我木无表情的站在人堆里，一如每一天下班时的情形。

　　出了地铁站，我慢慢的向住所走去，天上有很漂亮的火烧云，黄昏的风里似乎都带了金色。

　　新加坡常见的一种黄嘴鸟在草地上跳来跳去。

　　我渐渐脚步轻快起来，越走越快。最后简直是小跑了。

　　我抡着手提袋，提着套裙裙角，在金色的风里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