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20年诗，50多首《未名湖》的同名诗，自称还能再写20年；他与诗人海子见过5次面，认为后者将现代生活等同于堕落的想法太过简单；他认为诗歌最好的时代正是现在。

　　北大南门，被推倒的南墙裸着断壁残垣，只对那些为一睹名校风姿的人展示过往的热闹。警卫的拦截将北大人和非北大人分个泾渭，没有北大证件，再高的景仰，也只能看见校园内绿树葱郁。

　　臧棣不紧不慢地向校门走来，我为他的高大而意外。等开了口，彼此发着防非典胜过防贼的牢骚，亲切感瞬息而至。往他办公室去的路上，一条流浪狗获得了他的好感，只是他的热情没能换得狗的回应，“这条狗还挺高傲。”他说。他喜欢动物，尤其喜欢狗。可惜多年来一直没能养一只。好在他刚刚买了新房，也许不久后家里就会有一只哪怕高傲却依然可亲近的狗与他同居。在定居的地方养一条大狗，有可以用在旅行上的钱是他对心仪 …… <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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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棣对于创作似乎有着旺盛精力，他认为自己能再写20年。写多少他不知，但至少会有20首以“未名湖”为名的诗。1983年他的处女作《未名湖》发表在北大校刊上，至此，他已经写了50多首《未名湖》，发表的尚不足一半。未名湖于他是一种情结。
　　除了研究生毕业后的3年记者经历，他的学习和生活一直跟未名湖打着转。
　　第一次来北大，是为了看朋友哥哥考进的这所大学，这成了他半生的宿命。当时他还在北京二中。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二中是一个传奇，每年总能走出一两个文科状元。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也是一个传奇。臧棣的班上有50多人，整个中文系有100多号人。
　　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作为北大传统是目前还在继续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80年代两三千人的盛况让人们对那个诗歌的年代充满向往，也因为此，当代诗歌走向暗淡，难出好作品的评价成了主流。
　　臧棣反对这样的评价，他认为造成诗歌在公众心目中要么神化要么妖化的原因恰恰是妄言的人太多了。在他看来，如果诗歌有最好的时代那么应该就是现在。
　　2003年，诗人成为大众话题的缘起是孟京辉的处女电影《像鸡毛一样飞》，探讨诗人在当下社会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抉择。生活似乎注定了是诗人的天敌，这个堕落的现世完全无法被诗人所容忍。从西方的尼采到中国的海子，不死不疯似乎不足以成为诗人。
　　臧棣眼中的诗人的生活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他选择精神的诗歌，也接受复杂的生活。
　　读他的诗，同他交谈都是一场语言的饕餮，这其中延展出的无限的可能性令人振奋。生活也是如此，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有自己的丰富之处，同样充满无可预知的偶然。生活就是生活，向普通人敞开的艰难困苦和幸福快乐，一扇也没向他们小开。虽然作为同代人，又是校友，但臧棣和海子的交情谈不上深，总共见过5次面，他理解海子的痛苦，只是这种将现代生活等同于堕落，个人与现实社会无法调和的矛盾，完全无视现代生活的想法，他认为太过简单了。

　　关于自己的诗歌理想，臧棣强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他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写手，一门心思写出来，写出来了等于有了交代，至于别人接不接受，只能听天由命。他希望获得互动，如果有人说他的诗读不懂，他会认为肯定是自己没表达好，不怪别人。他认为“可接受性”本身就是诗歌的基本要求之一。
　　同他的诗歌相比，他的菜似乎更能获得家人的理解。他喜欢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在读诗和看书方面，他的胃口天生地好。有一阵，他的床头被各类菜谱所填满。除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旅行、植物、动物、烹饪，他统统好奇。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朋友，旅行和会友连起来更能起到圆满的效果。这样“举杯念诗，行走遇友”好像更像一个诗人的生活样本。
　　非典期间，因为母亲住院，作为陪护的他写下了遗嘱。内容远不如写遗嘱本身浪漫。“我就告诉家人我的两本书稿、存折放在哪了，否则别人走了，物件也找不着了。”生活在他看来就是生活，死亡也是一样，该走的时候，没有感伤，连写诗的欲望都没有。
　　近40年的人生历程，他经历了做学生的简单，事业的艰难，生活的磨练，一样需要为了更好的物质条件，诸如想要买房买车的时候拼命写稿，努力工作。这些都跟诗歌无关，写诗在当下确实无“钱”途可言。臧棣说：“我们写诗，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我们内在的心灵。”因为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写诗的时候很少受市场这种强大势力的影响。他反对对诗歌的妖魔化一如他反对对诗歌的神圣化，诗歌的尊严和贵族的气质永远落在心上温暖的角落。
　　面对外界的影响，臧棣认为自己更倾向于先秦的仕，生活上有波折，有消沉，却能很快抹去。他欣赏庄子丧妻的豁达。乐观、积极、热爱这样的词汇用在他身上都显牵强。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个喜剧主义者，“我对我所讨厌的东西，有时候也带有一丝幽默感。”
　　 顺便提一句，特别喜欢他在《菩萨蛮》里写的：“品尝也是一种旅行，但我并不想参与辩论。一些来自生活的打击，使花瓶变形。插曲就是插曲，它不播放，它也不是静物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