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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数学家蔡天新在他40岁的时候,回顾了与前半生紧密相关的几个数字:15岁上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做教授,33岁成为东方之子。旅行了60多个国家,写作了250首异国情调的诗歌。 他无意识地多了两重身份,诗人、旅行家。一个人与一个专业的背离还是投合? 年初,他结集出版了旅行随笔集《数字和玫瑰》,笔吻沉静,充满智性,在开篇《旅行者说》中,蔡天新提及一段他的少年往事:在浙江某个乡村小学的教室里,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学生画下尼克松首次访华的路线图(可惜,这张珍贵的手绘地图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了);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此前到过的最大城市是温州。 “他的所有经历都似乎是有预谋的。”翻译过蔡天新诗歌的德国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在一篇批评文章中不无嫉妒地写道,“它们相互作用、串通一气:父亲的藏书架,童年开始绘制的地图册,《阿波利奈尔》杂志,数学访问和会议,当然还有诗歌和旅行。” 他甚至对“蔡天新”这个名字进行了汉语的追根溯源——出自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 也许布加特是对的,一个名字不仅仅是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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