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的李三台老人今年66岁，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结了婚。据老李回忆，当年对于结婚的要求并不高，在城市，向单位打个报告，一般就能拿到结婚介绍信，而在农村，则根本没有什么结婚介绍信，只要男女双方家长同意就行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想结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中，许多青年男女因为所谓的“家庭成份不好”，最终没有拿到梦寐以求的结婚证，也使本该美满的姻缘成为了永久的痛。今年58岁的老方父亲是印尼归国华侨，“文革”中被冤打成“敌特”，老方也因此受牵连成为了“黑五类子女”。老方“文革”前正和一位军队干部的女儿恋爱，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对于城市里的男女婚前的政治审查都非常严格，而“黑五类子女”是绝对不可能和“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结婚的，单位也不可能给他们开介绍信。就这样，老方痛苦地和深爱着的女朋友分手。

　　“文革”之后，随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逐渐开放，要从单位拿到结婚介绍信也又逐渐变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情。老黄是一机关单位的领导，据他回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单位的青年男女要想结婚，只要到机关的办公室开个证明就行了，他只负责签个字。至于男女双方的家庭背景，单位基本上都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