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二战中的日本，两个便衣警察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测试谣言的传播速度。他们在距离东京1026.3公里外的札幌火车站候车室里开始谈话：“披着红色风衣，穿着防暴木屐的美国人在日本出现了……”结果，这个关于“红色风衣”的谣言到达东京时是他们对话后的24小时，恰好是东京至札幌的火车旅行所需的时间，也就是说，当时谣言传播的速度为时速43公里。

　　到了60年后的中国广州，一场有着令人瞠目结舌速度的流言竞赛在这次恐慌事件的背景下展开了，借助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等新传播工具，2月8日开始集中散布的流言，在不到48小时内已经扩散到北京、上海、甚至乌鲁木齐，篡改一下那条著名的“蝴蝶”理论就是：我在广州打了个喷嚏，远在乌鲁木齐的你就打了个寒战。广州集体恐慌事件，已经成为传播学家眼中最新以及最典型的人际传播/流言案例。而流言的传播，也刚好印证了传播学大家麦克卢汉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媒介是人的延伸”。而流言的广泛传播造成的连锁反应式的恐慌，直接导致了2月11日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

　　当然，流言得以起跑并加速，前提在于权威的缺席。当政府以及媒体没有及时发布病情报告前，流言如洪水猛兽般四面出击便不足为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名传播学者吴文虎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政府错过了最佳时机，应该在2月8日，春节假后人们上班第一天发布信息，即使没有预测到恐慌的爆发，最迟也应该在第2天早上。”

　　传播学理论认为：“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消息都经常是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

　　典型的广州人有着“八卦”的天性，把一件听来的事情进行加工再创造并博人一笑，是在社交中容易赢得赞赏的行为，这跟北方的“段子”文化相似。有人批评这次恐慌跟广州市民的素质有关，吴文虎有不同看法：“这次恐慌并非纯粹谣言，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突发事件的市民来说，学历或文化高低并不能决定恐慌的高低程度。只有经历过类似城市恐慌事件的人，文化和知识水平才能够在判断事件的严重程度与真伪时发挥作用。”

　　而“八卦”，在这次城市恐慌事件中，有没有加速流言的传播抑或对恐慌心态进行了消解，可能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研究后才会有清晰的定论。

　　这次集中爆发的城市恐慌，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流言比60年前跑快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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