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下午。《倾城之恋》见面会。

　　印象中，首都剧场从未见过这么多记者。

　　主创被摄影记者们遮得严实，闪光灯多冲梁家辉而去。

　　还有影迷送上了玫瑰，衬着背景板娇艳欲滴的红，有一瞬间，仿佛到了情人节某商品代言活动现场。窃以为，这段倾城之恋的色彩，非如此直白地飞扬着：男女之间的角力，为此掺杂了理性的冰冷；而倾城的背景，更为其增添了世纪末情绪的底色。正像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背景板上飞扬跋扈的红少了点安稳的底色。苏玉华没能来，但背景板上的白流苏恰似从书中走来，有范柳原最爱的低头，但又让人感觉这股暧昧的温柔下，有股力量在偷偷地绞着劲儿。画面上的范柳原想来已是香港之战后的他了，有点平实，却未完全褪去往日玩世不恭的轻薄气质。

　　（一）

　　初读《倾城之恋》时，脑海里跳出的便是梁家辉的样子。然而那已是10年前的事儿，当时的他年岁正好。不过毛导这次改编的《倾城之恋》，将原著的戛然而止大大延伸，想来梁家辉的范柳原依然值得期待。

　　见面会上播放了片花。虽然一早就知道是粤语演出，但听到片花里的台词时，还是突然间很不适应，刘雅丽的歌者唱的倒还知道个大概意思，毕竟是听粤语歌长大的。梁家辉第一句台词时，我不合时宜地走了神，竟然想起了《东成西就》里段皇爷扯着张长脸涂着血盆大口高唱“帅哥呀，你呀你是新一代的开山怪”……当年梁家辉这段《双飞燕》的搞笑表演完全可以用“令人发指、惨绝人寰”来形容。他的搞怪，将“烟视媚行”的涵义推向了反面的极致。

　　然而“梁式喜剧天分”并不是那时才显露出来的。关心香港电影的人无法忘记1992年的《黑玫瑰与黑玫瑰》，它为梁家辉带来了“第29届香港电影最佳男主角”的称号。看以往的报道，梁家辉最自鸣得意的，是他在香港和舒淇拍了啤酒广告后，赢得了好爸爸的良好形象，竟然有小朋友非得见到他后才肯吃饭。有一个故事让他念念不忘：某天他在茶楼时，有个男子走至他身边，说孩子想要他的签名；梁家辉就笑他都一把年纪了要签名还不好意思，非得找这样的借口，不料那人马上带了孩子过来，认真地对他说：“我的小孩真的好喜欢你哦！他以前不喜欢吃饭，吃顿饭起码要花1个多小时，自从看了你演的《黑玫瑰对黑玫瑰》之后，只要一听到那首‘小宝宝，吃蛋糕……’的歌，他马上就愿意乖乖吃饭了！”

　　有影迷评价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悲剧电影中让你万念俱灰的那张脸，在喜剧电影中根本不用刻意恶搞，只要眼睛一眨，无需开口都让人捧腹狂笑。”

　　1992年对梁家辉而言，意义特别。当年除了《黑玫瑰与黑玫瑰》外，还有两部他的代表作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徐克的新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他塑造了一个侠骨柔肠的周淮安。他将周淮安对邱莫言的那种含蓄和内敛的感情拿捏得非常精确。那句“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有情有义的周淮安。

　　另一部作品就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情人》，该片打破法国电影两年来的票房纪录，让梁家辉扬名国际，奠定了国际影星的地位。这部耗资1亿8000万法郎制作的文艺大片，使他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东方情人”。片中他扮演了杜拉斯笔下风靡世界的经典人物——一个颓废、懦弱、苍白的长于越南的华人富家子弟。但糟糕的是视线更多地集中在他的臀部，它的颇具争议也使之成为世界十大经典情色电影。采访中他曾委屈地说：“到最后它变成一个卖点时，感觉很受伤的。”

　　当年，梁家辉参与拍摄的《棋王》作为香港国际影展闭幕影片，梁家辉这几段重戏的表
演令人叹为观止。

    “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这句霸气十足的话来自《黑金》中的周朝先。1993年的这部片子，首次揭露台湾政治丑闻，将金钱、色情、权力、黑幕交易毕现银幕。梁家辉塑造的周朝先，得到了交口称赞，他兼具野心、智慧和魄力，然而最终沦为败寇。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正面角色的刘德华。从此。梁家辉塑造的香港黑帮电影中的老大形象深入人心。他参与的《江湖告急》更是另类，彻底颠覆了香港传统黑帮片。

　　前不久，梁家辉凭借《黑社会》（《龙城岁月》）入围今年香港金像奖男主角，再次让我们见识了另一种老大。他获业界和观众好评的《长恨歌》中的程先生一角也同时入围该奖项。《长恨歌》可以称得上是他演艺生涯又一高峰。在演过了《阮玲玉》、《人约黄昏》、《长恨歌》，在到如今的舞台剧《倾城之恋》，难怪他被公认为“旧上海的样板男人”。

　　梁家辉的表演没有固定的风格与模式，你永远无法知道他的下一步会带给你什么惊喜。他说：“我选择角色的标准就是新鲜，凡是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有兴趣。也许你喜欢文艺的梁家辉，但是你没有看过喜剧的梁家辉，你有怎么知道其实你不是更喜欢喜剧的我呢？”他认为演戏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让你体会不同的人生；如果时光倒流，还有机会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想做演员。”

　　（二）

　　梁家辉早期和刘德华同在无线训练班时，有一次彩排，导演让梁家辉和刘德华给周润发当助手，梁家辉当晚一夜没睡，绞尽脑汁琢磨表演方法。第二日，当导演开拍的时候，梁家辉一身黑衣墨镜，飞扬跋扈，登时把周润发和刘德华的风头都给抢了，让导演觉得非常郁闷。但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当84年刘德华的《神雕侠侣》在无线热播的时候，梁家辉拿到的却是一纸无线的解约书。

　　后来，梁家辉去了杂志社当个小职员。被封面女朗李殿朗的爸爸看上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翰祥。于是有机会到北京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后者为他捧回了“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然而前者却让他吃了大苦头。 

　　由于《火烧圆明园》是开放初香港与大陆的合拍片，当时两岸关系很不好，而香港电影发行的很大市场在台湾，几乎所有香港电影的资金都来自台湾那边。梁家辉年纪轻轻拿了影帝，一下子成了台湾当局的目标，台湾公司让他写悔过书，他就是不愿意。结果失去了台湾市场，就等于没戏拍了。香港电影公司也不敢找他拍片。于是，在一出手就凭精湛演技征服金像奖的梁家辉就这样“下岗”了。

　　其实，当时《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来找他，他考虑到贝托鲁奇和李翰祥不和，婉拒了邀请。这段时间几乎成了梁家辉演艺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事业不顺的梁家辉改行搞设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和一群从事艺术的朋友一起在街头摆地摊做小贩，卖首饰和手工艺品，兼给无证小贩望风。

　　“那时没戏拍，整天百无聊赖的，几个旧同学来找我，商量怎么赚钱。有个同学提议做小生意。 我当时正摆弄着母亲脚踏缝纫机上的皮带玩，绕成圆圈，套上自己的手腕。同学就恍然大悟似的说，我们可以自制一些皮手镯去卖。 后来我们就买了好些皮带子自行加工，做成了几十套皮饰物。晚上，我们就到最热闹的铜锣湾去摆摊叫卖。”“我们的顾客挺多的，有不少顾客果然觉得我面熟，疑惑地问我说，“你和那个演戏的梁家辉，真像。”我就笑着说，“我就是梁家辉啊！”

　　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影帝去摆小摊一定很落魄，但这个年轻的影帝并没有这种感觉，“人都要生活的，就算你考试的时候是状元那又怎样，我拿了影帝又怎么样，没戏拍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活法。”梁家辉并没有感觉这有多么坎坷和辛酸，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观察以摆小摊为生的贫民生活，倾听他们自己的一套语言，观察生活中的点滴，为自己的演艺创作积累生活经验和气息。“我的人生没有低谷。”梁家辉的态度从容而豁达。

　　那时梁家辉刚刚遇到现在的妻子汪嘉年。回想当时的情景，梁家辉说那就是一见钟情。“地方对，人对，气氛也对，我们就走在一起了。”没有太辛苦的追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纠结，一切都很自然，这完全符合梁家辉心里的爱情。“一段爱情里头双方都有付出，我们之间的付出刚好很平衡。”用他自己的话说：“正处在单相思中，整天摆摊工作之余，就在琢磨怎么表白，所以那时候艰辛什么的我都不记得，就记得，我是在那里谈的恋爱。她又陪我一起经历了那时候的所谓‘低谷’，挺有意义。”

　　梁家辉在接受采访时总是向别人灌输爱情婚姻观念，大讲家庭的温暖。“我想让人们知道结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人除了工作以外就没事可做了，整天只会上舞厅、酒吧和唱卡拉OK。其实与其如此浪费时间与金钱，不如找个好人结婚，把精力放在妻儿身上，这样更有意思。”据说汪嘉年就是听了这些话后才决定立即与梁家辉结婚的。求婚时梁家辉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太太并没有在乎这些，交往半年后两人就结婚了。他们一共办了两次婚礼，梁家辉说：“第一次办时，我所有存款只有8000元港币，就租了一个饭店的房间，招待双方几个好朋友，也不敢告诉家长，自己伪造了结婚证书，交换了戒指。大概结婚大半年后，经济状况开始改善，那个时候就跟家长坦白，说我们已经结了婚，去办了正式的手续。”

　　就是这段时间，贝托鲁奇向《情人》的导演让·雅克阿诺推荐了梁家辉。当时他有点信心不足，第一句话就是对让·雅克阿诺讲，我的英语不太熟练。没想到让·雅克阿诺非常高兴，他说，《情人》里的那个角色正好是个英语不太熟练的越南人，于是他就稀里糊涂的接下了这个法国剧本，翻开剧本，他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裸露镜头和激情戏分，还犹豫了一会，是太太给了他鼓励，他说：“她对我说，你是一个演员，你演什么应该像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的话，你何必去顾忌那么多。”  “她一直很理解我，非常支持我，当初拍《情人》的时候她在旁边做技术指导。”梁家辉前半句说得诚恳，后半句就开起了玩笑。不过在还没有孩子之前，梁家辉每部戏都会带着太太在身边，这样做是为了让太太安心，“她不是圈里的人，我不愿意她看电影的时候看出来已经是一个故事，而没有任何参与。”

　　现在这个拥有双胞胎女儿的圈内有名的“好丈夫”、“好爸爸”，每天最享受的一件事便是送女儿们去上学。梁家辉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式。他不愿意将女儿从小就送到国外去念书，当初在北京置业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要让初中毕业后的女儿到北京念高中，好好地接受一下中国传统的教育，等看完奥运会后，女儿也毕业了，到那时她们愿意留在北京，或者去香港还是出国就由她们自己选择。“让她们先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个大概的认识，这样上大学或者出国的时候能带着一套中国文化出去，而不是带着西方的文化回来。” 然而由于女儿们都有自己的主见，不想和香港的朋友们分开，这个计划就被取消了。梁家辉坦言现在的孩子是不能硬来的，而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教育方式。从小两个小宝贝就跟着爸爸在片场里出现，那里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阶层的工作人员，看尽人生百态。“我没有勉强她们按照我的方式在走，路还是要她们自己走的，作为父母不可能陪她们一生。我尽量让她们多吸收，我让她们都清楚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好与坏，趁现在我还在她们身边，还能和她们分析一下，至于接不接受是她们的事情了。”

　　梁家辉在自己给报纸的专栏里说：“很享受当演员的幸福。酸甜苦辣、七情六欲，比一般人多过了很多人生。25岁入行觉得好玩，没有压力，懵懵懂懂觉得很自由，30岁成名，失去那种自由，公众也开始期待你，要求你。如今，我已经老喽，能和家人多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做演员，还能有合适的角色找到我就知足。”

　　（三）

　　很多人只知道梁家辉是个演员，但很少人注意到，他还写过剧本，例如参与改编了92年的《棋王》。梁家辉在香港理工大学时选择了文科。他在自己的报纸专栏《辉笔而就》中谈起文学时说：“科学家想改造环境，文学家只想融入环境，看来我当初选读文科并未选错。”

　　“想起少年时认识一位叔叔，他是某贸易公司的伙头，时常请我喝老火汤，又和我谈文论艺，少不更事的我当时眼中只有外国文学，和他其实不大谈得来，只是君子大可和而不同（还有老火汤），倒也乐于和他相交，有一天，他神情腼腆地塞给我一份手稿，自言乃他年少时所作，叫我有空不妨看看。如今想来，他对我甚厚，大概因为他曾是和我一样的文艺青年吧。”现在想来若要选择胡兰成的演员，梁家辉亦是个不错的选择。

　　曾经看过他为《明报》撰的文，说的就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见面会上梁家辉对自己说并不太看张爱玲的书，为《倾城之恋》读过两遍。若一定要他选择喜爱的作家，他更欣赏倪匡，因为能够为他带来更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恐怕除了梁家辉的资深粉丝，很少有人注意过梁家辉当年也出过唱片。曾看过报道说当时的监制甘国亮对他的走音叹为观止：“必须在早上十点钟准时开录，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声音还算听得……”有一首歌录了一周时间他都唱不准，逼得甘国亮几近暴走抓狂。然而梁家辉说：“我很享受自己在录音间的那段日子，我也很回味舞台上谢幕时观众的掌声，这些都是在拍片的时候感受不到的。”梁家辉第一次的舞台剧经验也是奉献给毛导的，当时和刘嘉玲一同出演《烟雨红船》。不同加盟《倾城之恋》是一次不同以往的体验，因为本次演员班底都是香港话剧团的专业演员。“出演舞台剧，跟我以前曾经出过一张唱片一样，对我来讲是一种尝试，别人来找我，我也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于是就尝试了一下没有尝试过的表演空间。结果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不论是拍电影、出唱片，还是出演舞台剧，我都从中学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技巧。我很享受自己在录音间的那段日子，我也很回味舞台上谢幕时观众的掌声，这些都是在拍片的时候感受不到的。”

　　《叩问张爱玲 忖度范柳原》

　　（梁家辉为《明报》撰文）

　　叩问张爱玲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论者认为是写给上海人看的香港故事，也有说是写给香港人看的上海故事，不论你同意哪一种看法，结论其实都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

    张爱玲和香港的缘分，始于一九三九年，她由上海来香港大学英文系念书，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香港，张被迫辍学，翌年回到上海，再翌年，也就是四三年，她写了四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倾城之恋》是第四篇。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被誉为他最好的中篇（夏志清先生称为短篇）小说，窃以为排名不必执着，但这是张作中较特别的一篇，则无可置疑。王安忆说张爱玲一向隐蔽在作品后边，只有一次掩蔽得不好，露出马脚来，那次就是在《倾城之恋》中，她把自己代入成了范柳原。我们普通读者哪能看得这幺深，但《倾城之恋》还是有其它与别不同的地方，而且很易看到。

　　人物的设定上，范白两人原来是有所本的，张曾经写道：“珍珠港那年的夏天……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回顾《倾城之恋》，1984）
 
   《倾城之恋》舞台在香港，但登场的全部都是异邦人：白流苏来自上海，范柳原是在英国长大的南洋归侨，就连女配角的萨克夷妮公主，也是流落异乡的人物，在张爱玲的笔下，香港本来就是一个诡秘阴森、东西混杂的地方，可是和〈沉香屑〉、〈茉莉香片〉、〈连环套〉这些作品比起来，《倾城之恋》的香港却算得上很可爱了。

    我作为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还在浅水湾酒店旧址住过一年的香港人，曾常常看到《倾城之恋》里边描写的景致，诸如大海：“那酽酽的，滟滟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月亮：“流苏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哽咽起来。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柳原道：“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他不再说话了；还有影树；“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然而，对于张爱玲那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笔法，我每次重读仍然感到无比的新鲜，虽然范白看的那个月亮，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月亮，月何尝有变？变的都是人罢。
 
   《倾城之恋》既然主要写的是“恋”，读者难免把焦点都放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感情角力上，细味带有机锋，有时甚至是刻薄（范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的对白，但其实也不可忽略其「倾城」的部分，张描写人们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于无奈中应变，盛世日久，忽然面对战争，原本的权力、金钱价值、社会地位统统给颠覆了，你可以怎么办？

    浅水湾酒店的绅士淑女住客本来是尊贵的，日军围城时“饭店里储藏虽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的大家奄奄一息”。那个萨克夷妮公主的保护者，有身分地位的英国老绅士住进了集中营，大少爷范柳原“拎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当身边一切都给毁了，熟悉的城市忽然变成一个陌生的世界，大家其实都变成某种形式的异邦人，到了这时，平凡人如何去努力面对，挣扎求存，也是这个故事可堪玩味的地方。

 　 张爱玲文字的华丽、意象奇诡，都是早有定论的，在描写日军强攻浅水湾酒店，绅士淑女狼狈逃躲一段尤为精彩：“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的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啪啪打着，下劲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炮子儿朝这边射来，他们便奔到那边﹔朝那边射来，便奔到这边。到后来一间敞厅打得千疮百孔，墙也坍了一面，逃无可逃，只得坐下地来，听天由命。”几十年后，张爱玲忆述时还写道：“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拍拍打打，至今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回顾《倾城之恋》，1984）可知张对此故事，确是甚有感情的。

 　 作家苏童写过类似的话﹕白流苏让他想起林黛玉，两个都是走投无路的弱女，托庇于人事关系复杂的古老大家庭，白公馆和荣国府一样的亲情冷漠、人言可畏，两姝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苏童慨叹黛玉和宝玉爱得率性，爱得纯粹，结局竟是悲惨的；流苏和柳原爱得理智，爱得犹豫，爱得有所保留，最后却终成眷属。

 　 可是，张爱玲自有其独特的说法，他认为也许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并进一步解释道：“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是啊，张的小说中人，难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作为读者，又何必再斤斤计较地追问﹖

　　忖度范柳原

　　《倾城之恋》写的主要是白流苏的故事，但是，范柳原也很重要，流苏当时身处困境、无路可逃，他把一切都押到范柳原这个目标上，为了强调赌博的成分，作者把流苏的爸爸也请出来：“流苏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领着他们往破落户的路上走。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

 　 可是，范柳原却并不是等闲可以得到的奖品，他自己本身在感情上就很有缺陷：“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分，却有种种棘手之处。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

 　 可以想象，对于传统的礼教规范，大家族的勾心斗角、口是心非等等，范是深恶痛绝的，自小在英国长大，培养出他尊重女性的绅士风度，但同时也必然学到英国人的虚伪，纵观通篇小说，范通常都是文质彬彬，说话也都是笑嘻嘻的，只有很少的一、两次例外，而当时不是他和白流苏独处，就是在电话的另一端，范柳原的计算，统统藏在心中，并未当众做出失仪的举动。

 　 很多人（也许包括白流苏）都想问一个问题，范柳原为什么会喜欢白流苏的呢﹖范自己说了很多个答案：“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你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你改变。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我刚才对你说过了，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那自然跟她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了。”“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式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

 　 综合了说起来，范柳原爱上白流苏，就因为她是“真正的中国女人”，或者是范“理想中”真正的中国女人，然而，我认为还要修正一下，因为出身和成长的问题，范柳原看的中国，其实多少带点外国人看中国的猎奇成分﹕旗袍、京剧，以及女性的温柔（低头）。

 　 他为什么想要一个中国女人作伴呢（战争未爆发前，他一直没打算要娶流苏）﹖我猜想这是一种身分认同的问题，在英国“很吃过一些苦”的范先生，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都只能是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的憎恶，可从他对香港饭店的批评中略见一二：“香港饭店是我所见过的顶古板的舞场。建筑、灯光、布置、乐队，都是英国式，四五十年前顶时髦的玩艺儿，现在可不够刺激性了。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样的西崽。”在范家“有不少产业的锡兰马来亚”等地呢，他也只是一个华侨，广州才是他名义上的老家，可是那里既没有童年的回忆，又有仇视他的族人，他更不想回去了。

 　 于是，范好比一艘半生漂泊、始终找不到岸的大邮船。他不是没有试过要泊岸，只是这种认祖归宗的经历并不美丽，他说：“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

 　 范的身边当然不会缺少各式各样的女人，但这不但不能够解开他的情意结，反而某程度上加深了他的罪恶感，所以他才要自圆其说道：“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他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向她说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里这么说，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地说着：“我要你懂得我﹗”

 　 白当时口头答应说“我懂得，我懂得”，其实她是否懂得并不重要，因为白除了符合范对中国女人的条件之外，她也能让范的情绪变得轻松：“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欢做各种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场看过了两次的电影……”流苏再次来港，范往接船时对她说“你是医我的药”，已经可以解释一切。

 　 以上所谈的，都只是我忖度范柳原为什么会爱上白流苏的原因，至于他们为什么会结合，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请容我再一次引述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张爱玲名句：“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

(转自：《中国演出秀》)

(责任编辑：樊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