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狂犬病发病数已连续5年回升，今年比去年同期上升62．74％，在发病人群中，超过90％的都是农村人口，在广西农村甚至达到了每天死亡1．2人的严重后果。这是记者日前从首届美国凯龙狂犬病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得到的信息（2003年11月24日《北京晨报》）。

　　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卡尔文·施瓦布的美国流行病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只有一种医学－－－让最少人生病的医学。其含义即在警醒人们，医学的本质其实不在于单纯的救死扶伤，而在于当发现一种新病流行时、能够及时地构筑壁垒防其蔓延。尽管我们一时还难以消除有关疾病传播流行的有害因素，但我们应当学会控制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道理同样可应用于政府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服务。

　　由于国家对农村预防保健的投入大幅削减，狂犬病（还包括流脑、甲肝、流感）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本应由国家支付预防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实际上，要求农民自己为注射狂犬病疫苗而埋单的现行模式名存实亡，致使发病率上升，疫情加重（2003年8月15日《财经》）。

　　以广西为例，虽然当地狂犬病疫苗费用只需要5块钱，但大多数农民还是不愿支付。面对5块钱一针的狂犬病疫苗（城市是100－200元），当那些农村养犬者没有足够能力支付时，政府应当施以援手；退一步说，即使那些农村养犬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愿支付，那么除了指责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外，政府能否换一个思维，为这5块钱一针的疫苗“埋单”呢？就像ＳＡＲＳ期间政府为进城民工所做的那样。毕竟一针疫苗也许就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不同，养犬者的出发点不同，所以政府可以在狂犬病防治上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政策。如果认定中国目前的狂犬病问题（尤其是农村狂犬病问题）主要是经济贫困问题，那么政府反狂犬病的主要手段应是以“输血”为宗旨的物质救济；如果认定问题是民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不足，那么政府就应致力于以“造血”为目标的防护知识灌输；如果认定贫困的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和不足（比如在某些城市，市民就能享受到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服务），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市民和农民足够的权利保障。总之，在应对狂犬病时，首先要保护每个人的生存权。

　　在一场大规模疾病面前，政府的责任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民众，这一点，在看了11月26日《专家警告：我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列全球倒数第四》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卫生分配还很不合理，其公平性太差”后，感觉尤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