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孙晶岩，著名女作家，1956年生于山东烟台，14岁入伍，毕业于总后军医学校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擅长写报告文学，兼有散文、诗歌、电视剧本。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上下卷）、《中国金融黑洞》、《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重绽芬芳》、《放飞的生命》、《服装交响曲》，报告文学集《女作家眼中的世界》，散文集《海梦》，电视连续剧《重归青杀涧》等，作品逾400万字，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文联优秀图书头奖等十余项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介绍到国外。

　　记者：山东是个民风淳朴、文化积淀很厚的省份，您的性格既朴实、憨厚又热情、豪爽，请问山东的民风民俗、地理风物对您的性格形成有影响吗？

　　孙：有，并且非常大。我出生在烟台毓璜顶医院，就在大海边上。上幼儿园时，我们幼儿园离海边只有几十米，阿姨经常带我们到海边吹海风，拣贝壳。我刚两岁时就敢站在高高的礁石上看大海，浪花溅到身上都不害怕。听着海涛长大，海对人的性格有熏陶作用。海极有韵味儿，机敏善感，沉着多思，海的大脑永远是在思索。海平静的时候像一只温顺的羊羔，海浪柔柔地抚摸着你，海风轻轻地吹拂着你，望着那匹波光粼粼的蓝锦缎，你就会品味到静如处女的滋味，人也心静如水，浮想联翩。

　　海极有个性，桀骜不驯，刚直不阿。海发怒的时候，像一只暴躁的狮子，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我亲眼见过海啸，狂风把海水卷得腾空而起，足有几层楼那么高，肆虐的海涛在空中打着旋子，再重重地摔向海面，发出阵阵凄厉的狞叫。望着那席地卷天的大浪，你就会理解动如猛虎的含义。我觉得大山给人的感觉是浑厚、朴实，所以山里的山民一般憨厚、淳朴、踏实，而海则给人灵气、敏感、热烈、多思等方面的品质。烟台是个好地方，靠山面海，这两方面的优点都被我占到了。另外，山东是孔孟之乡，鲁文化有很厚的积淀，那种文化的熏陶是微风细雨般的，能熏到人的骨子里去的。我很爱家乡，很怀念以前的老街坊，许多人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邻里关系很亲，我经常回去看看。

　　记者：我知道您十四岁就参军入伍了，您的外公是医学专家，您最早上的也是部队的医科学校，是什么促使您弃医从文，最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孙：其实爱好文学的种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植在心里了。不错，我外公是位名望很高的医学专家，是齐鲁医学院的毕业生，也就是《第二次握手》中苏冠兰毕业的那所学校。外公外语很好，在香港行医多年，后来回山东威海创立东海医院，外婆做护士，我的四个姨妈都学了医学，全家一起悬壶济世。我很敬重救死扶伤的外公外婆。喜欢文学更多是受父母的影响。父亲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母亲以前也是搞宣传的，他们常写东西，对我影响很大。记得小时侯山东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高高的无花果树，我们在树下弹风琴，唱“美丽的哈瓦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只能吃苹果皮，把苹果给国家做罐头出口换外汇，但那里的民风特好，我上小学时不小心把书丢了，粮店里有个人捡到了，凭书上写的地址找到学校还给我，这都给我很深的印象，使我小小的心里有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用笔书写一些美好的东西，让别人和我一起分享美好。

　　记者：您很早就当兵了，我们知道作家写作的许多素材来源于生活或者亲身经历。那么，军人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裨益吗？您走上文学之路是不是不费什么周折？

　　孙：军人的经历确实使我受益匪浅。1970年我参军时刚14岁，读初二。那时正值我国的多事之秋，刚当兵几个月就赶上“9.13”事件，领导把我抽到总后党委办公室秘书三组工作，其实是在邱会作住宅当讲解员。我们不是简单的讲解，而是要和前来参观的中央首长交谈交流。就是在那里，我见到了朱德、徐向前、许世友、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见到了当时红得发紫的一些人物，像江青等。朱德向我们讲述林彪、叶群的历史时我就站在他的身旁，这种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对我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对我的震撼很大。后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去世等事件也逼迫我早熟，多读书，多思考，这也是后来我格外偏爱报告文学的原因。因为报告文学直面人生，写的都是社会中真实的事情，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关注生活，贴近时代，能反映时代的脉搏。

　　其实我走上文学之路很费了一番周折，全凭了一颗不死的文学心才咬牙坚持到最后胜利。刚参军时没有恢复高考，好不容易等到全国高考制度改革了，我又已经上了军医学校，所以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连续三年都不能参加高考。1980年我从军医学校毕业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都复习得差不多了，总政突然下了命令军队干部不得报考地方院校，而当时的军队院校没有中文系。我不死心，仍然顽强地自学中文，坚持写作。全凭着山东人的那股子“拧”劲，越困难越要拼，越要追求成功。就这样坚持到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是作家班的性质。我报考的那年总后从十几万人里选两人，单位推荐、提交作品、专业课考试、文化课考试、老师评判，最后终于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不要轻言放弃，许多事情坚持下来就会胜利，要有耐心、恒心和毅力。

　　记者：阅读您的作品，感到你除了具备作家一般的文学写作知识之外，如文笔好、描写生动真切、感情真挚充沛等以外，还具备较丰富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如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金融等，知识结构也较合理完善，作为一个作家，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孙：我始终坚信“艺不压身”这句话，这么多年也是这么去做的，尤其现在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谁不学习谁就要被时代淘汰。并且只学习一个学科的知识也不够，还要努力学习相关或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上了。古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非常有道理。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时，不仅听文学课，还去听美术课、西方美术史、戏剧史等课程，这些当时用不上的知识后来在我采访时都用上了，学习一定要博采众长。

　　作为一个作家，除了悟性较强，具有较高的天赋外，一定要多学各方面的知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为人提供多方面的教益。知识是可以触类旁通的，通过训练自己的观察力，可以学到许多不起眼的知识。关键是你要坦诚，不能不懂装懂。诚恳可以打动人，虚心当小学生，人家就会帮你，你学会了，问题才能提到点子上。我写《中国金融黑洞》之前，对金融可谓一窍不通，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如骗汇、骗取出口退税、走私、制造假发票等更是闻所未闻。不懂怎么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学”。从书本学，向专业人员学，甚至从犯罪分子那里学。写《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时，因为我是学医出身，所以开始主要是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入手去了解她们，挖掘她们犯罪的动机和原因。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只靠文学功底和心理学、生理学的知识不能解释一切，不能驾驭这个题材，因为犯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具备深厚的社会学功力才行。于是，我就研读大量社会学著作，尤其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这样，在我掌握了较全面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等方面的知识后，加之大量的、详细的、深入的调查采访，最后才写出令读者满意的作品。

　　记者：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本来就比别的文学体裁具有震撼力，您写的题材又多是一些很厚重的社会问题，如金融黑洞，女性犯罪，扶贫行动等。作为一位女作家，您在采访和创作中遇到的困难或困扰是什么？

　　孙：困难很多，主要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别人的不信任。我们都是女人，都是很敏感的女人，从别人看自己的眼神里能看懂这个意思。就她能写金融黑洞？那个引起共和国总理忧虑的大问题？她能写监狱里的女犯人？监狱可是个特殊地方啊！但我那山东人的“拧”劲又上来了：越看不起我，偏要干得漂漂亮亮的！俗话说“吃得菜根，百事干得”。我就是不怕吃苦，采访200多人，天天看一大堆材料，吃不好，睡不好，休息不好，都顾不上了。最后作品出来了，大家一致说好，说是科班出身的人写的。第二是被采访人不信任，不合作。写《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和《重绽芬芳——中国女子监狱记实》时，那些女犯人开始时根本不信任你，不合作，有的不说话，有的说假话，有的甚至找茬。但我知道必须取得她们的信任或认同感，才能对她们进行顺利的采访，才能挖出这群特殊人群的特殊心态，让别人引以为戒。我不仅以女性特有的耐心、细腻和技巧与那些女犯交谈，引导她们打开心结，还与她们建立了一种心与心沟通的氛围，不歧视她们，不把她们看成另类，让她们感到自己是人。我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她们看病，犯人流泪时递给她一张面巾纸，有个问题少女故意找别扭说不能坐着谈，我就陪着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心诚则灵，最后女犯们终于对我打开了心扉，把对别人不曾说的一切都倒给了我。在与她们目光的对撞中，我听到了她们内心深处悲愤的哭声。这些犯罪的女人，多数是被别人伤害后又去伤害别人的，封建传统观念和西方没落文化的影响加之家庭生活的不幸、情感遭挫折、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是她们犯罪的主要原因。而她们的犯罪固然让人同情，犯罪的结果却向世人敲响了警钟。第三是来自日常生活方面的困难。写作《山脊——中国扶贫行动》时，我到陕西秦岭的大山里采访，那里非常艰苦和落后，不通车。但那里的老乡非常淳朴，待人厚道。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西瓜切给我吃，那刀油渍麻花的，西瓜上落满了苍蝇。井水上面漂着一层死虫尸。我是学医的，从心里知道该怎么办，但我能不吃吗？能不喝吗？不能！所以硬着头皮、闭着眼咽下去，后面的采访就顺利多了。农村真穷啊，农民真苦，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能忘记农民：他们老实、朴实、与世无争。我因为拉练时常住农民家，所以屁股能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记得在河北一个小山沟里拉练时，房东大娘半夜起来给我们盖被子，像疼自己闺女似的。离开村子时我们都走出很远了，我一回头，看到大娘还在村头挥手抹眼泪呢。那一刻，我的泪一下涌上来了，一种朴素而厚重的感情热乎乎的充满胸间，这就是我们白发亲娘般的农民大娘啊！中国因为是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三代以内都是农民”，所以乡音、乡情、乡亲令人难忘，我们没有理由看不起农民。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我才克服了许多生活中的困难。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无疑是成功的。可是您与一般女性相同的是也有家、有孩子，经常要出差、出去采访，家和孩子怎么办？您是请保姆做家务还是只顾一头？

　　孙：我是事业和家庭都要。许多女作家不做家务，请保姆，但我的儿子说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孩子今年16岁了，我写《冲出亚洲的坎坷》时他刚半岁，正是国家足球队最困难的时候，处于最低谷。大冬天的，我要倒四次车才能到达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又不能带着他，爱人工作也忙不能顾家，我只好忍痛把孩子放在家里。忙不过来时也想过把孩子送给老人带，但总觉得母亲对孩子的爱不是老人能代替的，于是坚持自己带。每次出差回来总要带点小礼物，我挺顾家的，买一大堆土特产或吃的回来，算是对家庭和孩子的一点弥补。我很爱孩子，觉得家长要和孩子做朋友，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好多东西。比如上网，发电子邮件，数码相机，还是孩子教我的。对足球的爱，也是受孩子影响。我对孩子很细心，他小的时候，我每次出差前都把他每天的换洗衣服准备好，一直计划到我回来那天。找个小本写上生什么病、吃什么药、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回家之后就是里里外外大扫除。我不觉得苦，也没有怨言，因为我爱家和孩子，就像我爱写作一样。孩子大些了，我就尽量带他到处游览，开阔他的视野，丰富他的阅历，增加他的知识，让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这对孩子很重要。

　　记者：您近几年笔耕不辍，几乎年年都有长篇问世，并且都是很厚重的题材。请问促使您创作之源汩汩滔滔如此旺盛的原因是什么？

　　孙：热爱，对文学近乎痴迷的热爱。可以说写作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生命存在的方式、需要，是生命的需要。写《服装交响曲》、《冲出亚洲的坎坷》和《山脊——中国扶贫行动》时我是自费写的，全利用业余时间采访，根本没人给我下任务。现在更是这样，几天不看书就心慌，几天不写作就手痒，对文学爱到痴迷的地步了。

　　记者：每个人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事业的成功。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成功的作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孙：我觉得作家也像演员一样可以分为实力派和偶像派。有些名气很大的作家，因为名气已经在那里了，不管写出来的东西好不好都有很大的发行量，便有点像偶像派演员了。但作家总要有责任感，要有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要写那些与国家命运、人民疾苦息息相关的厚重题材，给历史留下点什么，给百姓留下点什么。我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70多岁的人了，满头白发，天天还在为扶贫的事情到处奔走，他的责任心让我感动。正是在这种责任心的驱动下，我才写了《山脊——中国扶贫行动》，真实地描述了我国农村的贫困现状，分析了农村长期以来低收入、低积累、低储蓄、低投资恶性循环的原因，从而提出了扶贫要从文化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入手，扶贫要扶志、扶贫贵在造血的独立思考。此书的出版不但打动了人心，使大家都关注中国的扶贫问题，还引起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拨款给中国支持扶贫工作。我觉得这样远比只增加印刷量、自己多拿点稿酬更有意义，这样的作家，才是百姓最需要的。

　　记者：您是以写报告文学见长的作家，但也有散文和电视剧本。这几年您获得过哪些奖项？

　　孙：举几个吧。《冲出亚洲的坎坷》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山脊——中国扶贫行动》获首届中国文联优秀图书奖头奖；散文《爱海》获全军女作家散文大赛奖；《冬访唐古拉》获总后勤部第三届军事文学奖；《送你一块绿地毯》获中国环境绿色三明杯散文奖；报告文学《天职》获总后勤部首届军事文学奖；《昆仑山上的大兵》获总后勤部报告文学一等奖；《寻找回归的世界》获第四届《啄木鸟》文学奖；《中国金融黑洞》被收入《2000年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被收入《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并被《北京文学》杂志评为2002年最佳上榜报告文学……

　　记者：今后您会调整写作方向吗？最近您在关注哪方面的题材？

　　孙：报告文学是我的最爱，社会责任感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中国情结，所以我不会放弃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时代对报告文学作家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是一个思想家，他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知识要优于他的文学功力，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有思想穿透力。因此，我还要努力。

　　最近我刚刚完成长篇报告文学《边关——中国陆路边境海关纪实》，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正关注的是我国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既是石油行业的大事，也是我国“十五规划”中的一件大事，又是一个很厚重的题材。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领导邀请我去写大型报告文学，我正在深入生活，力争写出中华民族的魂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