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进步从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公共卫生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从1831年起，因交通方式的变革，起源于印度的霍乱在伦敦登陆。那时的细菌学尚不发达，人们认为是由于呼吸了带有毒气的空气才引发了疾病。从1831年到1854年，英国共流行了四次大霍乱，数以万计的人死去，刚刚工业化的城市在一次次传染病浪潮中受到巨大打击，但“毒气”观点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伦敦一位年轻的医生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叫约翰·斯诺。这个农夫的儿子本来是妇产科的一名麻醉师。他在长年从医经验中发现，霍乱不像当时的其他传染疾病那样，首先表现为寒颤、头痛或高烧，霍乱患者的最初症状都是从消化道开始的。

　　　 “不，不可能是空气。”他想。最可能的原因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食物或者水才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他于1849年专门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霍乱的传播方式》。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观点。

　　　 1853年，又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在英国开始流行。疾病蔓延到伦敦以前，已经造成一万多人死亡。1854年，伦敦的索斯沃克区和朗伯斯区有病例发生。伦敦南城的一处叫“索豪”的居民区，也有一些看起来互无联系的病人。但是，在那一年的8月31日，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接下来的3天内，在索豪区布罗德大街上死了127个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只有极少数的家庭还剩下一两名家庭成员。一周之内，这个区剩余人中的四分之三弃家逃跑，家家门窗紧闭，道路空无一人。到9月10日时，已经有500多人死亡。人们回忆起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以为又将在劫难逃。

　　　 斯诺感到，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到来了。他放弃了其他工作，起早贪黑，无偿地投入到追寻流行病因的工作中去。他到伦敦死亡登记中心，要来了所有因患病去世的人的详细住址，把每个死者都用一个黑点表示，登记在一张伦敦地图上。连续几天对患病家庭的调查，他的目光焦中到了布罗德大街与牛津街交汇处的一个水井上。他后来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死者都住在离这口井不远的地方。”事实上，离这儿不远的另一个水井周围的居民中，仅有10名死者———这其中有5名经常饮用布罗德街水井的水，还有3名是小学生，他们也许在上下学的路上，也喝过这口井的水。

　　　 斯诺对这口井取样，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里面含有一些“白色的带有绒毛的微粒”。9月7日时，他已经确定，这口井就是散布霍乱的原因。斯诺找到了主管人员，告诫他们，应该封闭这口井，以防止霍乱进一步蔓延。

　　　 那些官员根本不相信斯诺，但他们表示愿意试试———他们取下了水泵的摇把。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发病的人数迅速减少，到9月底，死亡数字在616名时停止了。

　　　 斯诺并没放弃继续调查。他发现许多因素与自己的结论不相符。

　　　 一位住在城市西部的寡妇在9月2日因霍乱死了。她与布罗德街的水井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同的还有住在另一个城区的一个女孩儿。斯诺到那个寡妇家里进行调查。从儿子那里得知，这个寡妇曾在布罗德街居住过，她声明自己非常喜欢布罗德水井的味道，搬走后每天都派仆人到这里打一大桶水回去喝。最后一次打水就是在8月31日。而第二个女孩儿恰巧是这个寡妇的侄女儿，她曾在8月31日造访，并和姑妈一起喝了这桶水。

　　　 在布罗德街拐角处的一个工厂里，有530多人，却只有5个人患了霍乱。斯诺前去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工厂有自己的水井，并不从街上的水井里取水；在布罗德街酿酒厂，70名工人里无一患病，原来工厂每日提供给工人免费啤酒，“根本没人喝水”；另一个住在另一城区的军官也患霍乱死去了，原来他曾到布罗街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喝了一杯从布罗德街水井打来的水。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布罗德街的水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井被污染呢？在一位牧师的帮助下，斯诺找到了原因。就在8月底大流行开始前，住在布罗德街40号的一个小男孩儿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家里人把为他洗尿布的水倒在了离布罗德街水井不远的排水沟里，而这个排水沟与布罗德街水井并未完全隔离。

　　　 但政府当局全然不理会斯诺的观点和警告，他们在后来发表一份报告中声称：我们找不到任何接受斯诺观点的理由。

　　　 一年之后，伦敦一份叫《建设者》的杂志刊登了斯诺的发现，同期还刊登了一份对伦敦地下水系统的调查。调查表明：许多年来，伦敦的地下水系统没有任何改善，排水沟露天敞着，许多家庭的水槽都设在地窑里，非常接近没有经过任何净化的排水沟。这份杂志发出呼吁，要求政府“立即清洁所有的排水沟———不是把它们掩饰起来，而是彻底清除。”

　　　 这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渐渐被人们接受，霍乱弧菌的发现更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和地下水功能的重视，欧洲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善。自那以后，英国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