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三峡工程，从此云阳、忠县、奉节、秭归这些宁静的小县城被打破了千百年来的秩序，将要改变它们在中国版图上的地理含义，旧城的一部分要永远地在地平线上消失，取代它们的会是一片汪洋和更高处的一座新城。在“库区”这一名词所涉及的地方，随处可以看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建筑，随处可以听到铁锤击打建筑物的叮当声。这里的葱笼古树要搬迁，这里的千年文物要搬迁，这里的父老乡亲们，也要搬迁。凡是用红色油漆标着“175”以下的地方，在2003年6月1日二期蓄水工程以前都要变得空无一人。而“175”这个数字，也给许多人改变生活和命运的希望。

　　这个时间让三峡的移民像忙碌的蒲公英种子一样，搬到了上海，搬到了安徽，搬到了山东，搬到了一个又一个虽然没有乡音、没有乡亲但都充满了希望的地方。当然，这上百万蒲公英种子里的大多数是“就地后靠”到了更好的新城，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难以割舍自己居住了多少年的木屋，耕种了多少代的良田……

　　 从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乘快艇顺流而下，4个小时后到了忠县。沿途混浊的长江水会让人怀疑自己到底是身处长江还是黄河，但想一想不久后这里将变成一片清澈如镜的蓝色水库，心里便也释然了。

　　船靠了岸，因为前两天发了大水，岸边的公路已经成了沼泽地，行人必须一边踩着砖头一边小心看着拆下来的瓦砾不要落在自己身上。旁边全是废墟，从站在废墟上的工人们一锤一锤缓慢的敲打声可以推测，工程已经进行许久了。由于拆下来的砖瓦还能够再利用，所以在这里简单的爆破并不是好办法。这些已经拆掉了一半的建筑物和着锤子敲打砖面的清脆响声，会让外来的人们感到一丝新鲜，而身旁挑着一筐筐蚕茧擦肩而过的“棒棒”（当地人对挑夫的称呼）显然是见惯了这样的情景，表情木然地从外地人身边闪过去了。从码头向上走是个商业街，小商贩们大声叫卖着自己身边的杂货，不像下面的空城那样有着可怕的宁静。一些店铺的门上墙上画着库区人熟悉的红色“175”，而不久以后，这些红色的数字将和它们身后的店铺以及小贩的叫卖声一起从窄窄的小街上消失。

　　移民新城的建立使忠县变成了“一城两岸”，3000多移民已经被安置到了新城里，还有2000多的农村及外来人口被吸纳了进来。站在老城的某些角度，可以看到对岸的新城：白色小楼红色屋顶，被绿树与蓝天映衬得更加安宁。今年60岁的何老先生就住在这红顶白房子里。他搬到新城已经两年半了，早年就出来干个体，1986年在山下盖了新房。山下自己砌的房子早已被淹没，而被淹的旧房子换成了现在三套总共280平米的居民楼。何老先生家里的装修可以称得上是豪华了，看着满屋子高档的电器家具，何老太太说刚让搬家的时候她很不甘心，因为山上有些偏僻，如今搬到山上的人越来越多，何老太太也就喜欢上了新家，念叨这里空气新鲜光线充足了。现在何老先生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不久前领导到他家看望他们夫妇的时候，与他全家合了影，但何老先生还没有收到照片。他希望我回去后给领导捎个信儿，早点把照片寄过来。

　　谭婆婆原来是山下的农户，借着三峡移民的光变成了“农转非”。“农转非”就意味着离开了“农民”的行列，尽管谭婆婆一再说变成居民比种地好，但从她那欲说还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对土地的留恋。围在谭婆婆身边的是一大堆可爱的孩子，老太太已经把搬迁换的三套房子开成了一个幼儿园，自己则从农民变成了“新城幼儿园”的园长。园里的孩子有100多个，为此谭婆婆又租了一个院子和一套房，房租不高，老师和保育员的工资每人每月三、四百元，每个孩子一年交400元钱，算下来谭婆婆每年还能剩下万把块。说到收入，谭婆婆露出了农民的本色，她一个劲儿地摆手说挣不下多少钱，脸上的皱纹却笑成了菊花。

　　但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能过上何老先生和谭婆婆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在山下的良田被淹没了，山上的土地又不适宜耕种原来的农作物，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有的人迁到外省，听不懂方言适应不了外乡的生活......

　　在忠县有一处古迹叫石宝寨，背依峭壁面临长江的12层红色寨楼格外古朴壮观。然而此时来石宝寨的人想必是没有心情看风景的，寨门前几乎被拆成了一片瓦砾，只有一两座灰色的小房在长江边孤独地立着，它告诉来往的船只和人们，这里的居民即将迁移完毕。进到房子的人看见细细的房梁、椽子和那些算不上家具的什物之后，就会看到最后一位“留守”的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了。她的儿女在外县打工，一时也顾不上家里。老人现在住的房子面积小质量差，按规定搬到山上的新房后要交一笔钱，不用她说，一看就知道，对于别人不算回事儿的价钱给她家还是带来不小的压力。不过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妥善安置下，当2003年6月1日这里被淹没的时候，老人已经离开这间岌岌可危的小屋，开始她新的生活了。

　　对于面临移民的人来说，这是横亘在三峡上无数道新课题。如果要用四个字来形容忠县负责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周世忠几年来的体验，那就是“鞠躬尽瘁”。周世忠指指不足20平米、放了4、5张办公桌的屋子说：“就是这间屋子，曾经站了42个移民，后来有人干脆住在了楼道里，还搭起火做起了饭。”这些人都是来商量拆迁的，有的想了解自己新房的补差价，有的不了解外迁名额的分配计算方法。当然有的人一时想不通，偷偷跑到外县亲戚家，来了个人去楼空，让干部们连做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还有的人故土难离，外迁之后又跑了回来，没了房子没了地，成了自己家乡的流动人口。

　　每一个做移民工作的人几年来都会遇到许多从未遇到过的事。且不说在这之前的大大小小动员会、现场会要磨破多少嘴皮子，也不说每个乡镇的负责人要跑多少家，有的家甚至跑了八十多次。单说移民们都同意外迁，打起包裹准备坐船的一刹那，有人不想走了。船要起航，外省的领导们也千里迢迢地跑到家门口来接，县长副县长们只得连喊带嚷地把拖后腿的人劝上了船。到了船上，又有人不干了，原来说好每个人一个床位，但因为人多床少，有的年轻人就只能两人一个床位。一些人吵着要下船，狭小的船舱里乱成一团。这时周世忠拉住一个小伙子说：“我比你们岁数都大，我和这个小伙子一个睡前半夜，一个睡后半夜！”就这样送走了所有的人。朴实的移民们对老家恋恋不舍，他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重点建设的支持和理解一一惜别了故土。

　　记得在石宝寨我看见过这样一幅场景：还没有搬迁的楼中有一座是小学校，和着旁边缓缓流过的长江水，从那座灰色的小楼中传出了稚嫩的童音，在古老的寨门前悠悠地回荡。但愿这些长江的孩子在不久的将来真的能喝到纯净的水库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