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到1949年的27年中，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地理学者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他在1928年6月13日开始的一次从四川木里到亚丁的探险穿越活动因为极富传奇色彩而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探险日记的形式发表，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没过几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更以此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于是世界知道了“香格里拉”。74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位洛克精神追随者重新踏上了这条探险之路。

　　　木里大寺

　　96岁的松布初扎巴是一位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爷爷曾经认识约瑟夫·洛克，而那位洛克博士甚至“专门” 为他的爷爷拍过照。况且，松布初扎巴在建国前曾经当过土司，也做过一阵喇嘛，1953年的时候更是出任过木里县的第一任县长。

　　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遗憾。对于大家想知道的事情，除了从长辈那儿了解到的只言片语以外——而且早以为人所熟知——他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实在是少得可怜。因为根据我们的资料，当年洛克在木里的3座著名大寺——康乌大寺、瓦尔寨大寺、木里大寺都留下了脚印，只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一个外国佬在这穷乡僻壤所进行的人类学和植物学研究罢了。洛克曾经详细地描述过这座木里大寺。

　　“卡帕提寺院座落在海拔10260英尺高的一片高地上，俯瞰着卡帕提山谷。……一条平坦的小道引导我们来到这里（还从来没有任何白人曾经访问过）。寺院里茂盛的杉树一直生长到后面的山巅。在我们来到的时候，几个住寺的喇嘛和木里王的随从在种植着小树和玫瑰的寺院入口处列队欢迎。喇嘛们没有和我们握手，而是鞠躬向我们致意。尽管卡提寺院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但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身处的房间装饰着精美的壁画和雕刻的门窗。”

　　现在，寺内的喇嘛们依旧对客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然仪式依旧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只是没有了木里王。令我兴奋的是，在崭新的寺院一旁兀然伫立着洛克时代木里大寺的旧迹。在这片鲜绿的地衣上，土黄色的残垣断壁诉说着昔日木里大寺的辉煌。残壁的窗边，正盛开着黄色的野菊花，一缕日光从浓重的阴云中渗出，照射在昔日的土地上，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我悄悄地从欢迎场面中离开，努力地在想象之中复原着当年的建筑。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喇嘛始终跟着我，而且几乎不错眼珠儿地盯着我的手和相机。他原本是邀请我到寺院里喝茶的，但很快就被我的拍摄工作所吸 引。我猜想，当年洛克来到这座寺院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喇嘛追随在他的左右，用同样好奇的眼 神“监视”着他？我之所以断定这个小喇嘛仅仅是“好奇”而毫无“警觉”之态，完全是因为洛克来到木里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陷入第20个“无政府状态”的年头。

　　“通常有六七百个骑马的土匪，去抢劫邻近的地区，甚至经常大胆地攻击像里塘这样的大城镇。由于与木里王的关系不错，土匪可以使用木里王的道路，攻击在四川境内的杨宁和赫林部落，或是茨梭和成梭部落。多年以来，这股强盗的势力已经增长和壮大起来，所谓的执法机关已经无法将它镇压下去了。”

　　可是现在，从寺院向山下望去，当年那些农奴的后代们正开始一天的劳作，茂密的森林中隐藏的只有山兽和野鸟，一切都显得和平、宁静。

　　自由马夫

　　从木里大寺到水洛乡的大约80公里路程被我称之为“恐怖之路”。在中途一个山谷里，我们的两辆大客车和途中相遇的一辆大卡车一起陷入了泥潭。这里海拔3800多米，初上高原的反应已经开始显现。大家用了近2个小时，又挖路又拖车，才算把车都解救了出来。

　　接下来的路更让人提心吊胆。只有一车宽的路面不但泥泞，而且高低不平，有时车身甚至倾斜得仿佛要翻到山谷里去。在一个“U”型拐湾处，为安全计，大家被迫纷纷下车，徒步前行，让英勇的司机一个人安安静静、小心翼翼地驾车通过。

　　现在，虽然探险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汽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先进交通工具，但是我敢打赌，这些“挑战者” 的心眼里肯定寻思着最好能骑上匹马或者骡子。我想起洛克当年曾“要求”丽江衙门的长官派来纳西族士兵作为他的护送队，以便通过安全欠佳的川滇交界地带。

　　“到了晚上，有10个纳西族士兵来到我们驻扎的村子。他们都带着1857年奥地利造的枪，这些枪都是从枪 口装子弹，已经很破烂了，有的用绳子捆绑着，有的用钉子钉在一起，防止脱散。有几个士兵只有十四五岁，他们能有机会当差显得很得意，对他们来说就是骚扰老百姓，每个人都得交钱养这些兵，他们常常麻烦人多，实际帮助人少。……出发之前，他们排队接受命令，六个士兵跟我走，四个与运输队同行，我们一共有11头骡子和3匹供人骑的马。……我们至少得带够一个月的食品，甚至我骑的马食用的蚕 豆也需要驮运，因为除了丽江之外，很难买到粮草。”

　　当我们到达水洛乡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一户藏民家里吃过简单的晚餐后，我们在这户人家的屋顶上露宿了一晚。10月12日开始，我们终于有了马帮。马匹主要负责驮运行李，留出少量的几匹马供大家轮流骑。所有的马都没有马鞍，更不用提脚蹬了，其实这并不怪马夫，因为当地人“光背马”都骑得很好，又很少有外人来，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骑术那么差呢？

　　马帮的“领导”叫但珠，是个穿皮夹克戴牛仔帽的精神小伙，我在新疆有过很长的和骆工在一起的生活，我知道骆工的“领导”是有绝对权威的，所以以为马帮也一样，很快我就发现，但珠的指挥权有时并不那么有 效，马夫们的马都是各家的，所以不少马夫都在挑肥捡瘦，尽量找轻的行李往自己的马背上放。这给我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我的经验，在这次行程中，马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成都，我就曾为这次探险活动的队长罗乐“出谋划策”,建议他把马匹分成5组，每一组一名马夫组长，而第一组是马最重要的，速度既不能快，也不能慢，速度太快能把后面的人甩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太慢则会拥挤在狭窄的山路上产生危险，罗乐同意了我的建议，也把马匹分成了5组，但很快这些“自由”的马夫便不听指挥了，这种分组也就名存实亡了。这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几天艰苦穿越中探险队和马夫之间会出现麻烦。